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
12 02 2009年
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就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选择。在我读高一时（1982年），正在“向科学进军”的中国大张旗鼓地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，出版了许多达尔文著作和进化论科普，激发了我对生物学的兴趣，并一直持续下来。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（达尔文生于1809年2月12日）和《物种起源》出版150周年（出版于1859年11月24日），世界各国科学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庆祝，国内还未见到有什么举动，不知是否也会使一些中学生对生物学产生兴趣，而不是像近年来那些高考状元一律功利地选择金融、经济做为专业？
当达尔文还是一名似乎很平庸的中学生的时候，他更像一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，而不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。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：“你除了打猎、玩狗、抓老鼠，别的什么都不管，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。”为了让达尔文尽快走上正轨，在16岁那年，他的父亲让他提前两年从寄宿学校退学，和哥哥一起往爱丁堡大学学医。
爱丁堡大学有当时英国最好的医学院，达尔文的祖父、父亲都曾在那里学习，后来也都成了名医。达尔文父亲指望达尔文能延续家族传统。可惜，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，更要命的是，由于当时麻醉术还未发明，手术极为残酷，而他天性脆弱，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。在观摩对一个男孩的手术时，达尔文再也无法忍受下去，逃离了现场，并决心不再进手术室。他更热衷于帮助大学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，跟随动物学教授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。
两年之后，老达尔文终于明白无法让儿子继承衣钵，必须重新设计达尔文的人生。达尔文家族除了出医生，还出律师和军人，但是小达尔文显然缺乏从事后两种职业所必需的自律。老达尔文觉得当教区牧师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最佳选择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有体面的社会地位，而且有充裕的业余时间让达尔文做博物学研究。达尔文想想也是，当时许多博物学家的职业都是牧师。于是达尔文听从父命，进了剑桥大学学神学。他花在打猎、收集甲虫标本的时间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，却也能应付考试，在1831年以在178名非优等生中排名第10的成绩毕业，准备当个牧师了此残生。
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，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。但是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，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学术训练。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。达尔文完成学业后，随地质学家塞奇威克到威尔士考察，并梦想能有机会到热带地区做博物学研究。
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来了。这一年的8月，他从威尔士考察回来，收到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亨斯楼给他的一封信，让他赶快申请当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。当时英国海军计划派贝格尔号到南美海域考察，制作海图。船长费兹洛伊担心旅途的寂寞会让他精神崩溃——其前任在南美海岸自杀，况且他的家族有自杀史，其叔叔用刀片割破喉咙。因此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一名绅士做伴，最好是一名博物学家。亨斯楼自己想去，但让妻子很伤心。另一位候选人——也是名牧师兼博物学家——则由于神职工作无法脱身。他们联合推荐了未婚也未授神职的达尔文。
老达尔文反对儿子参加航行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。达尔文沮丧地给亨斯楼回信谢绝推荐，然后到他舅舅韦兹伍德家打猎散心，意外地发现舅舅非常支持他参加航行。两人一起给老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。针对老达尔文的顾虑，韦兹伍德指出这次远航实际上对达尔文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，毕竟，研究博物学对神职人员很合适。老达尔文同意了。
达尔文连夜赶去见亨斯楼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发现这是一场误会：费兹洛伊早已答应把位置留给一名朋友。几天后，达尔文在海军部遇到费兹洛伊。费兹洛伊告诉他，其朋友几分钟前决定不去了，他还想去吗？达尔文兴奋得几乎昏倒，勉强点了点头。费兹洛伊却心存疑虑，因为他迷信面相，认为达尔文的鼻子形状表明他不会吃苦耐劳。在经过几天相处增进了解后，费兹洛伊和达尔文定了协议。达尔文算是船长客人，不支付薪水，坚持不下去时可以随时离队。
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扬帆起航，绕地球一圈，于1836年10月2日回到英国。达尔文沿途考察地质、植物和动物，采集了无数标本运回英国，还未回国就已在科学界出了名。这5年的见识，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者，不可能再去当牧师了，成了职业博物学家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思考生物的起源问题，最终创建了进化论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。种种巧合促成的贝格尔之航是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，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。
提供了这一机会的费兹洛伊为此感到自己罪孽深重。《物种起源》发表后，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愤怒地宣称它带给他“最剧烈的痛苦”。6年后（1865年）一天的早晨，费兹洛伊起床走进卫生间，和他叔叔一样，用剃须刀结束了这一痛苦。
2009.2.10.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2009.2.11）
